“狮城”新加坡以其高度的经济发展水平、廉洁高效的政府和优美整洁的环境，赢得世界的普遍赞誉。这个华人占总人口3/4的岛国，其领导人时不时提及东亚价值观和儒家文化，无疑令它的亚洲邻居中国倍感亲切。然而，在相当长的时间里，由于信息渠道和专业知识的局限，“新加坡经验”往往被误解——权威体制、高薪养廉、严刑峻法、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模式等，不仅令普通民众、甚至也让专家学者深感困惑——这是真实的新加坡吗？

　　令人困惑的新加坡

　　新加坡在很多中国知识分子眼中，是个异数。因为常识告诉我们，一个国家不民主，不让人民充分享有监督政府的权利，政府就必然堕落为人民的老爷，就不可能使政府廉洁勤政，建立一个文明和谐的社会。新加坡却让我们无话可说：它相信权威主义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主，没有充分的新闻自由，建国40年来，一直由人民行动党一党执政，父亲可以隔代传位给儿子；但它同样很文明，没有人随地吐痰，拥有洁净的空气、优美的环境，人民享有很好的福利，老百姓至少看上去生活得很幸福。

　　曾经，我们很想把中国搞成一个“大新加坡”。比如中国老百姓对官员腐败非常痛恨，而新加坡政府的廉洁程度比较高，为什么呢？原因是新加坡公务员的工资水平高，就用不着搞腐败了。这条经验非常容易学，要想让我们国家的公务员廉洁，只要给他们加工资、加福利就可以了。

　　这些年来，中国公务员确实常常加薪，但是到目前为止，还没有看出，公务员加薪和他们廉洁程度有直接关系。是因为我们加薪加得还不够多，还是这条新加坡经验不适合“中国国情”？现在很多人没有搞清楚。

　　新加坡确实是一个奇迹，尤其是华人社会的一个奇迹。

　　它良好的社会治理就不用说了，我刚到新加坡，感到整个政府权力实在太大了，掌握的经济资源非常多。比如在街头，我看到很多漂亮的小区，问这是谁盖的房子？新加坡人告诉我，大多数是政府盖的。这房他们叫“组屋”，是给普通收入水平的居民提供的一种低价商品房，由政府来分配。

　　住房的差别是非常大的，不同的地段、不同的朝向、不同的建筑材料，价格差别很大。我本能地想到，新加坡的政府官员，会不会在最好的黄金地段、用最好的材料建一批豪宅，然后以“组屋”或者“经济适用房”的名义，低价分配给政府官员及其家属，作为工资之外的隐性福利呢？我询问了一些普通新加坡人，他们都觉得，这在新加坡是不可思议的事情。

　　更不可理解的是，在一些高利润行业，新加坡政府居然是直接投资者。苏州工业园就是新加坡政府投资的，这里面，在决策和实施过程中，都给政府和负责的官员留下了不少寻租空间。这样一个国家，政府有这么大的权力，它的官员居然能不腐败，我作为一个中国人，从我们的经验出发，简直无法理解，但新加坡确实就是这样。

　　被曲解的新加坡经验

　　国内对于新加坡经验的报道，问题出在哪里？

　　这些直接或者间接的报道，大都是断章取义的，多年来，只让人知道一面，而没有让大家了解另一面。公众所接受的信息经过了不负责的过滤。

　　就拿“高薪养廉”来说，这么多年来，被我们说得有鼻子有眼。确实，新加坡高级领导人的收入，表面上看差不多是世界上最高的。但是，有两点我们没注意：一是，这些拿100万元以上高薪的人比重很小，估计也就30人左右；二是，这是政府给他们的全部收入，部长(包括总理)都没有配公车和专职司机，上班开自己的车，有大型公务活动，政府才会派车。他们需要纳税，而且没有政府提供的退休金和医疗保险，要自己缴商业养老费和医疗保险费。

　　如果一位部长在大选中落选，那他什么也没有了。部长薪金看起来很多，但这是全部收入，再不能有其他收入，也没有其他任何特殊待遇，连住房都得和普通市民一样，到市场上购买。

　　另外，新加坡的政府中公私分得很清楚，有一件事对我震动很大。一位新加坡部长应邀来北京办公务，有点空闲时间，想看看北京有特色的景点，我介绍了一处。部长一行四人要打车过来，我说，还是我开车去接吧。我跟部长开玩笑说，能给部长开车，对我是不可想象的事。

　　相对于新加坡的整体富裕程度来说，如果以中国作为参照系，新加坡的官员从自己岗位上获得的利益并不算高。

　　还有一点值得我们注意，新加坡的官员并不是借助政府权力和关系网才变得身价倍增，通常，他们在进入政府之前就已经是富人，能够获得很高的薪酬。比如，一个原来能在企业得到300万元年薪的人，进入政府获得100万元年薪，对他而言，这只能算是一个比较体面的收入，而不能算高收入。这些人该有的都有了，本来就是社会公认的精英，进入政府的初衷，往往就是为了回报社会。

　　被忽略的先进执政理念

　　新加坡确实是权威主义，但他们的权威主义和我们想象的完全不一样。

　　新加坡的新闻界不敢随便批评政府，但他们的政府并不会直接干预新闻运作，而是通过事后法律起诉，比如告人家诽谤罪，以公开答辩的方式来解决问题。另外，当媒体公开批评政府官员时，政府往往不采取封杀措施，而是主动曝光，向社会全面披露，有问题就主动检讨、严格处理，没问题也向社会作详细解释。

　　前些年，据说李显龙买了一处房子，是用折扣价买的，坊间议论得沸沸扬扬。新加坡民众对这方面非常敏感，很多人觉得里面肯定有猫儿腻，是地产商对李显龙的隐性贿赂。结果，新加坡政府积极调查，主动向公众坦白，李显龙买的房接受了大约10%的折扣。老百姓一听，觉得这样的折扣处于商家促销的合理范围，就理解了。还有一个部长，被怀疑在工程中收受贿赂，公众对他传闻很多，政府主动对他进行调查，虽然没有掌握能够判刑的证据，但还是让他辞职了。

　　很多去过人民行动党总部考察的中国官员和学者，都对人民行动党总部的小楼表示惊讶。这个执政40年、成就辉煌的党，总部坐落在偏僻的机场路边，仅是许多居民组屋中间一座再普通不过的二层小楼。办公室和会议室设备简陋，党总部只有11个工作人员。用我们的话来说，没有太多的“党产”。

　　人民行动党多年来保持高度的自律，这和它的高层领导人的率先垂范分不开。如果以李光耀为代表的领导人，不公开自己和家族的财产，透明地接受人民的监督，全党上下要保持廉洁估计会很难。

　　缔造奇迹是儒家传统吗

　　对于新加坡的成就，有两种观点，一种归功于儒家传统和“东亚价值观”，一种认为是因为“经济透明和法制严明”。

　　我觉得，还是西方价值观发挥的作用比较关键。它的完全英国式的议会民主制度、法治传统和公务员制度，发挥了最基础的作用。虽然他们标榜一套融合儒家和法家思想的治国理念，核心的东西却是和西方接轨的。

　　新加坡的政府官员往往都受过西方高等教育，他们的领导人多出身资产阶级，并且大多是受过剑桥等西方名校教育的大学生。在新加坡，下层人一般说汉语，比如你坐出租车，或者在小摊上吃馄饨，你和老板用汉语交流完全没有问题；但你到政府办事，大家说的都是英语，好像一下子切换到另一个系统，你似乎在和一帮黄皮肤的欧洲人打交道。

　　儒家传统和价值观当然也发挥了部分作用。“选贤与能”可以算是儒家的。人民行动党标榜自己是一个由精英分子组成的政党，包括李光耀在内的领导人，也确实是一批受过西方系统教育和熏陶的精英，所以，能够成为人民行动党党员，在新加坡代表一定的社会地位。

　　据说，在新加坡，你只要有一定的成就，而且社会声望比较高，人民行动党就会主动发展你入党。他们也有类似我们中组部的机构，特别留意一些没有政府工作经验的优秀人才。他们会举行一些茶会，邀请大家来交流，同时暗地里观察你，如果你让他们满意，并且表现出服务社会的热情，他们很可能再约你专门出来喝茶，邀请你入党、加入政府。

　　新加坡也有教训

　　我曾问过新加坡人，他们认为自己的社会有什么问题？有人说，最突出的就是，政府包揽了几乎一切，导致人民思维不活跃，一个社会的创造力被扼杀，人们过于循规蹈矩，按部就班。在这样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人，缺乏创新精神。新加坡在学术方面非常落后，虽然国家投入了大笔资金，但是在科技上一直没有什么竞争力。这一点让新加坡的知识分子非常忧虑，他们觉得，新加坡这样下去，将会有问题。中国现在要塑造创新社会，新加坡这个教训值得吸取。